【百家】陈继明谈新作《平安批》:外来作家写岭南首先要克服“恐惧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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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继明写作速度不快,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漫长的生长史,即便是一个短篇小说,往往也在心里放很久。

  然而,新作长篇小说《平安批》从动笔到完成初稿,陈继明仅仅用了六七个月时间。更为难得的是,作为一名来自甘肃的北方作家,陈继明写出了潮汕文化的底蕴与品格,且获得了多方认可。

  8月3日,传来陈继明新作《平安批》获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消息。

  在此前的今年4月,这部作品还入选了由中宣部指导、中国图书评论协会组织评选的2021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

  《平安批》的写作,对陈继明而言,是一次全新的挑战,也是对过往写作经验的重新审视。在家国情怀这一宏大命题下,涌动的是他一如既往的个性化视角和自由表达。

  他把自己变得“很小”,一头扎进生活,用细腻的笔触去描绘侨批文化的灵魂所在。

  很多人以为陈继明此次写作的难点,在于如何扎根潮汕生活、写好岭南故事,其实对于这位耕耘文坛几十年的作家来说,写作始终是与自我的对话,难的是故事、是人物、是写作本身。

  陈继明:写《平安批》,我原以为会很麻烦,想不到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,主要是因为,避疫期间我用写作来对抗外部的纷乱,专注程度和投入程度极高,前所未有。

  另外,写一种陌生的生活,我从一开始就想尽可能借用自己原有的积累——比如,书中溪前溪后两家的基本关系,来自我个人的家族故事。在我的家族故事中,溪前、溪后,被称为前头、后头。有了这个基础,速度也变快了。

  侨批题材,我是第一次接触,但以前思考过类似题材。刚说的家族故事,以及迁徙、回归、故土、尊严、家国、流浪、乡愁……这一类命题,我以前想过很多,也写过一些,这次遇到“侨批”,算是有机会集中表达了。

  羊城晚报:这部作品的核心载体就是“平安批”。您曾提到,书中有几十封批信,文本都是您自己创作的。

  陈继明:平安批,是潮汕地区的人离开故土、外出闯南洋时写给家人的平安信。这可以说是书中最难的部分。一部关于侨批的长篇小说,一定要有几十封可以乱真的批,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侨批。在文本内容上,作家要深度参与叙事。

  写作前,我就有这样的规划。格式、方言、语气都还算容易,以真实的侨批为参照,不难做到。最难的是,书中的批,直接源于故事,比真实的侨批更复杂、更微妙。

  这些批信是怎么写出来的,已经不可复述。只记得每写一封批,都要吃好、睡好,在最佳状态下动笔,还是有几封信,真的写吐血了……

  我曾因为过于焦虑而牙痛,半夜去看急诊。开个玩笑,那些信,是用几颗智齿换来的。

  陈继明:最大挑战不在外界,而在自己心里。你要把故事和人物引向何处?你的选择是否足够诚实?要不要向难度妥协?要下真功夫,还是把这个任务简单敷衍过去?

  很多次都面临写不下去、完全不知道怎么写的困境,特别想请人帮忙,甚至心想,如果有人能帮我这个忙,他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。但写作这件事是唯一没人可以帮忙的,自始至终,一切难题你都必需自己解决,一个人解决。

  羊城晚报:家国情怀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,您却说自己想“写一部小书”,这个“大”和“小”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?

  陈继明:大和小的关系,是所有写作首先要处理的问题。大和小的关系,就是世界和作品的关系。这个世界先得把自己变小,才可以进入一部作品,所以一部作品不能不小:大作品,也是小作品。这个“小”,就是“角度”。

  《平安批》这部长篇,一开始就计划不超过三十万字,我觉得够用了。家国情怀并不是一个预先就存在、等着作者去证明的东西。写作之前它并不存在,写作过程中才出现,并和其他一些相关的、甚至相反的命题一道,处在复杂、深刻的互文关系中。

  陈继明:如果是一篇命题作文,而你仍然愿意写,那一定是因为你有信心把它变成一次自由写作。自由写作,简单说,就是作者自愿进行的写作,不被捆绑和左右的写作。

  可以肯定,《平安批》这部作品的一小部分与命题有关,但更主要的部分,尤其是小说的气质和禀赋,是和作者的个人努力、自由想象及其才力、趣味有关的。

  所谓创作的自由空间,就是充分信任作者,由作者自己去处理作品内部的所有问题。我感谢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给了我这样的自由空间。

  陈继明:我认为,我总体上保持了一贯冷静、克制的文风。但在《平安批》里,我可能特意加入了一点柔软和温情。我要求自己,这部书要能显示出它是中国文人写的,就像《伊豆的舞女》《雪国》这样的作品是出自日本文人之手。

  郑梦梅身上的确有我父亲的影子,但这一点,只在写作之初起作用。后来,郑梦梅就脱开我父亲的原型,迅速成为了自己。

  老祖、乃铿、乔治、董姑娘这些形象,在书中都早早就显示出可爱的一面,所以作者也就比较容易把握他们的情感,写这些人物时自然会含情脉脉。但总体上还是偏于冷静和克制的。

  陈继明:我一直对当代生活抱有热情。我觉得,作家是无法回避当代生活的。一个作家可以不写当代生活,但不能不从当代生活中获得力量和灵感。写《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》时,我身为作者,还比较单一和稚嫩,那时候认为的“干预”也比较简单。

  后来的几十年,我的小说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,谈小说时不再使用“干预”这样的词汇。小说的任务应该有更复杂的表述。关于《平安批》的创作谱系,自己不好说,我只能说,在写作生涯中,《平安批》是对我综合能力考验最充分的一次。

  羊城晚报:您对于“生活”的理解和书写,与赵树理、柳青等所处的时代相比,应有很大的变化?

  陈继明:写作的方式和深入生活的方式有很多。比方说,一个人瞎了、瘫痪了,也有可能促成一部杰作的出现。为什么呢?因为写作既要面对广大庞杂的外面世界,又要对面作家个人幽深精微的内心世界。两者一样困难。

  《平安批》的写作被广东省作协纳入到作家“深扎计划”中,我因此去汕头挂职了一年。这给我提供了很大方便,让自己尽可能广泛深入地体察侨民的生活,理解了他们为何义无反顾地出去、又为何义无反顾地归来。

  我尽最大可能,把自己变成一个侨民,变成怀揣南下梦想但迟迟不能前往的郑梦梅,直到他二十八岁那一年,才找到必需下南洋的理由。

  我深入生活的方式,首先是选择一个符合自己预先设计的村子:在一条不大不小的河边,离大海最多十几里路,小船可以从海上开过来,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。

  前美村正是这样一个村子,我去过前美村数十次,在村里也交了一些朋友。书中使用的方言和各种习俗,也都来自那里。

  与赵树理、柳青等作家不同,我强调了知识分子视角,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并不是农民,而是有钱人、文人、商人、美国传教士、英国博士,我在还原生活的时候,也暗暗加入了对文明、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反思。

  羊城晚报:您的这部作品地域风味很足,是否外来者的视角会更注意观察生活,并强烈感受到岭南文化的特色和底蕴?

  陈继明:对外来作家来说,动笔写岭南生活,绝不是没有可能,甚至可以像欧阳山那样,写出杰作。我的经验是,作家首先要克服恐惧感,对陌生事物的恐惧感。岭南和北方完全不同,所以会吓倒很多外来作家。

  我在珠海十几年,最近几年才开始写一些涉及岭南的东西,就是因为一直有恐惧。这一次我首先克服了恐惧,然后又找到了一些方法,才写出了《平安批》,在岭南文化特色和底蕴这一点上反而广受好评。

  羊城晚报:您在书中写了大量潮汕地区的女性。通过实地走访,您眼中的潮汕女性是什么样的?

  陈继明:就我个人观察来说,潮汕女性,穿单色衣服的多、不化妆的多;如果化妆,也是化淡妆的多。

  在家庭生活中,女性很包容,男人只要顾家就可以。在早先的年月中,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男人下了南洋,总在十万八千里之外,你可以在外面娶番妻,把钱寄回家就行。

  但在当地文献中,即使是在旧社会,一夫一妻、相爱一生的例子也很多。同时,身处城与乡的潮汕女性,在本地和在外地的潮汕女性,以及有文化和没什么文化的潮汕女性之间,都大不一样,说明一切都有复杂原因。

  陈继明:岭南文化开放、外向、理性、务实,有时甚至是有些反温情的。岭南地区最先经过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洗礼,才使在岭南的中华传统文明变得更有活力,因此也更具有现代性和当代品质。

  陈继明,1963年生,甘肃甘谷人。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授,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  主要作品有《一人一个天堂》《七步镇》《平安批》等。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中篇小说选刊奖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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